薛紫臣：联合全域作战：开启未来作战新图景

从冷兵器时代的短兵相接到信息化战争的精确打击，战争形态的演变始终与技术革命紧密交织。伴随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超声速武器的迅猛发展，战场空间已突破传统的陆、海、空等物理疆域，向太空、网络、电磁频谱甚至人类认知领域延展。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全域作战”(JADO)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演变为应对大国竞争、重塑全球军事优势的核心战略。

第一，从“多域战”到“跨域协同”的演进图谱。联合全域作战的概念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

该概念雏形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的“空地一体战”理论，催生出初步的“跨军种协同”概念。1991年海湾战争中，卫星导航、电子战飞机与地面部队的协同，首次展现跨域联合作战的实战雏形。2012年，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中首次提出“跨域协同”，强调打破单一领域作战壁垒。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中，“混合战争”模式通过整合网络攻击、信息战与传统军事行动，成功打破传统的线性防御体系，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全域联合作战的必要性。

2016年，“多域战”(MDB)概念正式写入美国陆军条令，旨在通过跨域火力同步，瓦解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系统，实现太空和网络能力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2020年，“多域作战”被升级为“联合全域作战”，要求整合陆、海、空、天、网、电磁频谱等所有领域，构建一体化指挥控制体系，并强调OODA循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必须压缩至秒级。

目前，全球军事变革的连锁反应在竞争格局中驱动跃迁。AI技术突破加速OODA循环，将认知域纳入多域作战空间，部分国家积极加速AI军事战略部署，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多域作战结合，相继推出“智能指挥云”“雪崩战术”等创新作战体系，并在一系列实战或演习中得以检验。具体而言，2024年部分国家的“融合”项目、“先进战斗管理系统”等技术实验验证了AI驱动的多域数据融合与决策能力，并进一步加大对“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的开发与应用，以获取竞争性军事战略优势。

第二，面临技术、组织与安全伦理困境等现实挑战。尽管联合全域作战具有显着的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在其发展和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

一是技术壁垒与数据融合难题。多域作战依赖全域数据的实时共享与处理，但各军种传感器标准不一、通信协议互不兼容，导致“信息孤岛”现象突出。例如，在太平洋演习中，美国陆军多域特遣部队需依赖高空气球和中继卫星整合海陆空数据，仍面临传输延迟和带宽限制。此外，自主系统在GPS拒止环境下的导航、人工智能算法的战场可靠性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无人机与网络战崛起倒逼多域整合，但物理域与虚拟域仍存在“决策时差”。

二是军种利益藩篱与组织惯性。例如美国各军种就长期存在预算争夺与权责划分矛盾。联合部队司令部(JFCOM)的裁撤使跨军种整合缺乏权威协调机构，导致“多域作战”推进缓慢。陆军“远程精确火力”项目与海军“分布式海上作战”虽目标一致，但资源分配争议不断，集中表现为“烟囱式”架构顽疾，各业务系统之间相互割裂，造成数据无法共享。空军“先进战斗管理系统”(ABMS)与海军“制胜计划”因数据接口标准之争，导致重大项目延误18个月之久。

三是安全伦理风险的双重绞索。AI驱动的自主武器系统可能引发误判风险。2024年的AI战略强调确保算法透明性，但如何在战时平衡效率与可控性仍是难题。《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六议定书谈判陷入僵局，部分国家对“致命性自主武器”定义分歧显着。此外，全域监控与数据采集涉及隐私争议，可能加剧国际关系紧张，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自主武器“开火权”争议。2024年联合国《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谈判中，部分国家拒绝接受“人类全程控制”条款，引发国际社会对“算法杀人”的伦理声讨;二是认知域战的法律真空。“Mentat项目”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敌对方领导人虚假演讲视频，此类“认知域攻击”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尚无定论。

第三，智能技术革新与体系重构是破局路径。面对联合全域作战的三重困境，保持对军事智能的技术革新、组织重构与标准建设，将直接影响其相关领域的应用效果。

技术方面，AI与自主系统的深度融合，从“决策辅助”到“认知伙伴”。这主要表现在人机混合决策机制。2024年的地区冲突中，“铁穹”系统首次允许AI在200毫秒内自主拦截火箭弹，但需人类指挥官进行事后确认。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神经工程系统设计”项目让人类指挥官直接通过脑电波与AI参谋交互，实现AI与脑系统的交互融合，有利于提高战场指挥决策的精准性。

组织方面，从“军种中心”到“能力中心”，外军试图打破“军种部落主义”。外军陆军通过“多域特遣部队”试点，探索跨军种指挥架构体系，将海军舰船改造为M142火箭炮发射平台，提升跨军种联合作战能力。此外，“联合作战云能力”项目，初步构建跨域跨军种数据共享的标准化接口，提升智能联合作战效率。“英勇盾牌”演习中，陆军指挥系统成功引导海军“标准”-6导弹拦截目标，标志着跨军种协同的关键突破。此外，虚拟现实演兵场可同时模拟陆海空天网的五维战场交互，实现“战争元宇宙”能力训练。

伦理方面，从“互操作性”到“共生性”，国际合作与标准制定。“合作网络防御英才中心”通过协调成员国网络安全标准，联合开发MARISA项目，实现共生性标准制定。一是“技术联盟”构建。部分国家联盟发布《人工智能安全使用指南》，试图重塑军事智能技术的国际规则。二是“数字马赛克战”试验。“动态前线2024”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多国跨国传感器数据可信共享，为联合跨域作战提供数据支持。三是伦理规则塑造。目前，《多域作战伦理框架》草案试图为AI目标识别、认知域作战等设定全球标准，赋能共生性跨国AI合作标准制定。

第四，未来面临人机关系重构。基于智能系统的联合全域作战模式演变，将影响到人机关系的重构与范式迁移的可能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人在回路”到“人在决策”。当前，AI主要承担数据处理与方案推荐功能，指挥官仍掌握最终决策权。但是，“战术数据团队”已尝试将AI授权下放至营级单位，使其在通信中断时自主行动。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能模拟敌方指挥逻辑，为战术欺骗提供支持，但仍需警惕算法“黑箱”可能导致的失控风险。

人机混合编队的战术革命。“幽灵”部队的实战表明，未来小型化、多域集成的编队将成为趋势。例如，一名士兵跨域同时操控无人机、分析电磁频谱数据并调用远程火力，形成一种类似“单兵多域”的作战单元。此外，“幽灵舰队”计划则设想由无人舰艇充当航母打击群的前哨，大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形成前后方互相支持的人机混合编队。

人机关系伦理与法律的边界探索。自主武器的“开火权”归属、AI误伤平民的责任认定等问题亟待国际社会达成共识。2024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成立AI安全研究所，试图从技术标准层面规避伦理风险，但其“技术霸权”色彩可能加剧未来地缘竞争。一是“机器战士”身份悖论。若自主系统误伤平民，责任应归咎于开发者、指挥官还是算法本身?二是认知主权的争夺。脑机接口、神经增强技术的军事应用，可能催生“超人士兵”，颠覆未来人类战争伦理底线。三是人机共生体的进化。据相关预测，2040年90%的战术决策将由AI完成，人类仅专注于战略哲学与伦理校准。对此，有研究警告，若未建立有效伦理控制机制，2070年前出现AI策动军事政变概率达23%。因此，建议建立“行星防御理事会”，防止AI因军事化过度而触发未来“技术奇点危机”。

联合全域作战，从演进到突破，不仅是军事技术的再次迭代，更是战争哲学的又一次革命。它模糊了物理与虚拟、人类与机器的边界，将“优势”的内涵从火力密度转向信息速率、从规模压制转向体系韧性。然而，技术越先进，对人性与规则的呼唤就越迫切。如何在效率与伦理、创新与稳定之间找到平衡，将是未来十年全球军事变革的重要挑战。或许赢得未来的关键，并非在于让AI学会战争，而是让战争学会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