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对此作出全面部署。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大力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长期性工程，必须统筹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让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协同发力。
统筹发挥两者作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表现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机制强调，在技术革命性突破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功能配置创新要素，又要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
各国发展实践表明，现代科技创新不仅需要市场竞争，也需要在国家层面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近年来我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同时通过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实现了宽带移动通信、大型飞机研制、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突破，培育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带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式发展。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以有效市场激发创新要素活力，以有为政府引导创新要素在战略领域集聚。
把握研判发展需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各司其职、相互配合。需立足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市场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科学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根据不同技术发展阶段、产业特性和区域条件，把握研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根据技术发展不同阶段统筹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在技术追赶阶段，面对发达国家构筑的科技壁垒、绿色壁垒、标准壁垒等，既需通过市场竞争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聚集，也需通过政府产业政策引导、国家级研发平台搭建、标准体系制定等系统性举措，助力技术的快速积累和突破。当进入技术并跑乃至领跑阶段，需重视发挥市场对创新方向的筛选功能。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通过市场竞争，我国形成了人脸识别、智能驾驶等多样化的技术发展路径与应用场景。同时，政府也需构建开放的创新生态，通过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科技金融体系建设等制度供给降低交易成本，并推进相关领域立法，防范新技术带来的法律以及伦理风险，为技术创新保驾护航。
针对不同产业特性统筹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通常而言，对于资本密集、回报周期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长期持续投入，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资金、政策等引导资源向关键领域集中，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对于创新活跃、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如当前加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产业，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开放公共数据资源、打造应用场景等措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在同一产业内部，政府与市场分工在不同环节有所侧重。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一般来说，基础材料研发需要政府支持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充电设施建设则可通过市场化方式推进。
立足特定区域具体情况统筹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在创新要素密集的经济发达地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切实提升行政服务效率，促进创新要素对接和科研成果产业化应用。对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则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培育等措施创造发展条件，根据区域资源禀赋科学规划产业发展路径、制定有针对性的引导政策，做到因势利导、精准施策，避免脱离实际、盲目照搬发达地区的模式。
着力打通堵点卡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部分生产要素流动不畅，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等问题。打通这些堵点卡点，既要改变一些领域科技资源配置过度行政化的情况，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畅通要素流动，也要认识到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完善生产要素市场，破除要素流动梗阻。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边际递减，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当前要素市场特别是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尚未形成，要素自主有序流动、自由高效组合面临一定障碍。因而，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顺畅流动。需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对于新型生产要素，需通过算法定价、平台交易等市场化手段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同时，完善要素市场规则和相关监管制度，加强政府对要素价格管理和监督，确保要素有序流动与合规利用。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当前国际环境下，面对个别国家试图遏制我国发展、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的复杂严峻形势，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有利于集中力量突破技术瓶颈，推动创新成果快速产业化，使我国在重要领域能够培育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针对我国科技创新组织化协同化程度不高、科技资源分散重复等问题，需将政府、市场和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既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也要加强政府引导，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完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支持体系，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性障碍。
（作者张 宇 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基地研究员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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