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管为何热衷于逆势涨薪？

企业财报季的到来总是备受瞩目。企业的财务报表如同镜子，映射出各自的发展轨迹，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而贝壳的财报，无疑在众多报表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让大众见识到了高管薪酬的“惊人之举”。

贝壳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彭永东在2024年的薪酬总额高达4.00708亿元，贝壳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单一刚的薪酬总额也达到了2.99485亿元。

如此高额的薪酬已经足够令人咋舌，更让人震惊的是，这居然还是缩水后的数字。

2023年，彭永东的薪酬高达7.13亿元，单一刚也有5.2亿收入囊中。

近年来，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许多行业都陷入了裁员降薪的困境，房地产行业更是首当其冲，被普遍认为已进入“黑铁时代”。然而，从贝壳高管的收入情况来看，这个所谓的“黑铁时代”似乎与他们毫无关联，他们依旧在财富的海洋中畅游。

事实上，贝壳高管逆势涨薪并非个例。在资本市场这个大舞台上，类似的“丰收剧”频繁上演。即便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不少企业净利润大幅下滑，普通员工薪资不断缩水，也丝毫没有影响高管们的收入节节攀升。

在利益分配的激烈博弈中，“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商业信条被越来越多人奉行，金钱仿佛变成了一场直白而露骨的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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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的财报蕴含着诸多值得关注的信息，从中我们也能窥探到这家行业巨头的发展脉络。从2021年到2024年，贝壳的营收分别为808亿元、607亿元、778亿元、935亿元。

相较于营收数据，贝壳的盈利能力可谓是经历了一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过程。2021年至2024年，其净利润分别为-5.25亿元、-13.97亿元、58.9亿元、40.66亿元。

2021年对于贝壳来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当年5月20日，贝壳创始人左晖突然离世。作为中国最大房产中介平台的掌舵人，左晖在业内口碑极佳。他在去世前一年带领贝壳成功在纽交所上市，离世时留下了高达2333亿元的身家，那句“做难而正确的事”也成为了他的经典名言。

在创始人突然离世以及房地产行业整体承压的双重打击下，时任CEO彭永东临危受命。他用两年时间让贝壳实现扭亏为盈，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2022年贝壳巨亏近14亿元，而彭永东当年却领取了4.75亿的薪酬，这一数字是2021年的56倍。

执行董事单一刚的薪酬同样大幅增长，他2022年拿到的3.55亿元是前一年的51.8倍。2023年，两人的薪酬再度大幅上涨，彭永东达到7.13亿元，与2021年相比涨幅高达84倍；单一刚拿到5.2亿，是2021年薪资的77倍。

尽管贝壳在2023年实现了净利润转正，2024年高管薪资也有所下降，但彭永东和单一刚的天价薪酬依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许多人认为，他们的自我激励来得过早且过高。毕竟，贝壳旗下的普通员工并没有享受到同样的财富增长。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贝壳拥有43817家门店，427656名经纪人。贝壳新房和存量房业务共产生586亿元收入，经纪人人均年创收13.70万元，月均创收1.14万元。

经媒体测算，若以经纪人实际分润60%计算，贝壳经纪人的年均收入约8.22万元，月均收入约6850元。按照彭永东2023年7.13亿元的高薪计算，他的收入是旗下经纪人平均年薪的8674倍。

当普通员工还在为业绩压力而苦苦挣扎时，高管却在享受着暴利盛宴，这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不禁令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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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自我奖励的现象并非贝壳独有，许多企业都存在类似情况。老牌国企同仁堂，也在上演着这样的“剧本”。

2024年，同仁堂营收达到185.97亿元，同比增长4.12%，然而归母净利润却同比下滑8.54%，降至15.26亿元，出现了近5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与此同时，员工总数增长至1.79万人，人均薪酬同比下降2.37%，降至19.99万元。

在企业增收不增利、员工收入下调的情况下，公司高管的薪酬却逆势上涨，多名高管的薪资涨幅超过20%。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同仁堂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朝华的薪酬分别为64.61万元、96.02万元、160.7万元、193.8万元、237.9万元，其中2024年涨薪幅度达到22.76%。同仁堂增收不增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原材料涨价，像当归、党参、牛黄等中药材近年来价格涨幅明显。

在企业盈利水平下降时，本应上下一心、共克时艰，但同仁堂却让普通员工勒紧裤腰带，领导们却集体加薪，这种差距实在让人心寒。

除了同仁堂，洋河股份同样面临着业绩降速但高管不断涨薪的情况。在白酒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洋河股份的业绩增长逐渐乏力。尽管营收仍保持一定规模，但增速明显放缓，利润增长也不如从前。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洋河股份的高管薪酬却不断攀升。部分高管的薪酬涨幅远超业绩增长幅度，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企业业绩增长困难，普通员工或许还面临着绩效压力和收入减少的风险，而高管却能不断收获高额薪酬，这对于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无疑是一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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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速放缓、行业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高管涨薪这一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数字范畴，更像是对企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的一次深刻拷问。

从企业治理层面来看，当企业对高管没有明确且严格的业绩要求，不再进行对赌等约束时，高管薪资的暴涨就如同顺水推舟般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高管薪酬的增长缺乏合理依据，背离了薪酬与业绩挂钩的基本原则。

原本薪酬的设定应是为了激励高管努力提升企业业绩，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但如今却演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利益获取，这无疑破坏了企业内部的公平机制。

从社会经济层面分析，这种现象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得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普通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石，他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只能获得微薄的收入，难以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和财富的积累。而高管们却能轻松获取巨额财富，这种巨大的反差会让普通员工感到沮丧和失望，逐渐失去奋斗的动力。

当大多数人都在为基本生活而挣扎，而极少数人却在享受财富自由带来的奢华生活时，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会受到威胁。

从企业长期发展角度而言，不合理的薪酬分配方式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过高的高管薪酬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在企业业绩下滑时，这种成本压力会更加凸显。同时，普通员工会因为不公平的待遇而对企业产生不满，降低工作积极性和忠诚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

如果企业不能及时调整薪酬策略，解决高管与员工之间的利益矛盾，很可能会陷入人才流失、业绩下滑的恶性循环。

企业应该是所有员工共同奋斗的平台，是大家的避风港，而不是个别人的提款机。

只有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分配机制，让高管的薪酬与企业业绩、员工利益紧密相连，才能真正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这不仅是对员工负责，也是对企业未来负责，更是构建健康经济环境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