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六益：共赴政法研究的“十年之约”

编者按：2025年4月19日，由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当代法治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人权研究中心主办，“政法法学连线”公众号、中国政法大学“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与理论体系建构创新团队”承办的第一期政法研究青年工作坊在北京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与青年研究者齐聚一堂，围绕 “现代中国党政治理体制” 与 “政法范式的知识谱系及法治功用” 两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新时代政法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注入智识动能。

本次会议以“政法青年”为精神纽带，聚焦 80 后、90 后乃至 00 后学者的学术成长与时代使命。工作坊的顺利举办不仅为跨学科对话搭建了平台，更标志着新一代的政法法学研究者对中国法治实践的主动回应与理论自觉。在闭幕式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邵六益副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

以下为邵六益老师的总结全文：

今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以前也有过多场与“政法”有关的活动，但今天的会议的发言人和评议人，基本上都是由“80后”学者组成，侯猛教授称我们都是“政法青年”；在早上的致辞中，侯猛教授勉励我们，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今天所做的事情，这是对“80后”政法青年非常高的评价和鼓励，也是一种期待。我们很多人正式进入学术职业、从事学术工作大概也就十年左右的时间，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可能要开始我们的下一个“十年之约”。

80年代的学术意义，要在“80后”学者学术成熟后，才能完全展现。

“八十年代”是最好的时代，是充满希望的岁月：“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经济起飞；这也是最坏的时代，是今天所看到的不少问题的开始：主流价值观瓦解、迷惘、官员腐败。“八十年代”也是多元和矛盾的集合体，在法学领域，西方法治理念在社会主义的母体中落地生根，以学习西方为主的比较法学、对策法学范式大行其道。“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不争论”，使得不同传统的冲突暂时隐匿。中国学人的智识心灵被两种思潮撕扯，这种张力成为接续前后两个“三十年”、超越“左”与“右”所必须思考的问题。时代镌刻在“80后”身上最大的印迹就是多种知识传统的张力。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三十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为这是一代学人成熟的周期。正如涂尔干指出的那样，代际更替需要有一个成长周期，不同世代的比较要根据他们的同龄人来进行，前后相邻的两个代际之间的差别需要放到二十年后才能看到，但学者的成长则需要三十年，“共和国一代”和“改革开放一代”在很多问题上分歧明显。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理解了“80后”学者在学术成熟期的观点，才意味着“八十年代”在学术意义上的完全展开。今天参加会议的“80后”“90后”以及“00后”的政法青年们，他们在学术上逐渐成熟，开始发声，并将影响未来中国学术更长的时间。

80后政法青年特殊的人生际遇和学术经历，酝酿出独到的学术品味。

“80后”政法青年有着这一代人独有的尴尬与困境。一方面，他们没有直接经历社会运动，未背负历史包袱，但却背负着学术体制内卷的考核压力。既有的学术范式、前辈定下的研究基调，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山，他们难以像老一代人那样，年纪轻轻就有所建树。另一方面，“80后”政法青年成长于时代转型期，未能享受到旧体制的收益，也没能完全搭上新时代的快速列车，这种尴尬与失落，在颇具嘲讽和无奈的“青椒”一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有人说，学生时代的国家主义者一旦进入社会，马上会在真实的生活压力面前变成反思体制的中坚力量，“80后”政法青年如何做到矢志不渝的？

政法青年对政法问题的关切，既不是由于内心情感的创伤，也不是来自不假思索的承继，而恰恰源于对现实的真切观察和理性思考。对中国宪制的关注，既是学术研究上的推进与发展，也是人生经验的折射。“80后”政法青年有着较为系统的学术训练，基本上都在国外学习过，这些经历不仅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更提供了国际视野，培育了对中西古今的大眼光。在他们眼中，西方不是想象中的西方，而是真真切切生活过的地方。这些独特优势，帮助他们从中国出发去阅读西方，也帮助他们从现在去思考未来。他们并不简单信仰来自西方法治的遥远而神圣的“叙事”，在重新理解西方经验的同时，他们更多将目光转到中国问题上来，对党规国法二元体制的分析、对中国式违宪审查机制——备案审查的研究、对中国人大的“四个机关”的中国化解读。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美国）人民”的叙事，更要理解培育“我们（中国）人民”的重要性；关注“政法”与“人民”的辩证法，书写新时代（基层）政法笔记；不仅发现美国劳动法，还要创造中国的劳动宪法；不仅关注代际综合，更关注中国共同富裕规范中的通三统。

政法研究既是聚宝盆，也是孵化器。

政法研究的议题超越了传统法理学的范畴，政法青年不仅来自各个学科，也孵化出不同的研究议题和视角，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也是不相同的。如果学术研究有政治光谱的话，政法研究所展现的政治光谱是最广的，任何想要给“80后”政法青年贴标签的想法，都是基于偏见的误会。我们今天就在包容、自由、法治的中国政法大学开的第一期工作坊。

政法理论是个学术富矿，政法研究是一个聚宝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尽管大家的视角不尽相同，但是只要是真正关注中国的法治问题，就一定能够对话。

政法研究也是孵化器，许多人不甘于停留在学术舒适区，不断引领学术风潮，投身到国家最需要的学术工作中去，跨界是大家的共同标签。就以80后为例，北京大学章永乐教授写出了历史学界认可的《旧邦新造》，写出了区域与国别学界认可的《此疆尔界》；比如在我们“政法文丛”出版《美国宪法中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丁晓东教授，现在是数字法学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再比如社科院欧洲所的孔元教授，是欧洲研究问题专家，多年前他主持翻译的《美国陷阱》热卖几十万本；社科院美国所的张佳俊教授是美国研究问题专家，他写的美国文章被百万人阅读。

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低调作风，共赴“十年之约”。

为什么政法研究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法研究的体制性的学术生存环境一般，内部也没有组织——我们做的不是组织、而是服务。正因为生存艰难，所以“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培养了一身本领；因为我们没有组织，所以我们百花齐放，从不以学科限制自己，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开展主体性的思考；也因为我们一直在边缘，所以我们生机勃勃、拥有无限可能。

也因此，我也有阎天兄类似的担忧，如果大家都在讲政法、都在做政法研究，“政法”会不会被玩坏了？如果有一天，政法研究被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学术发表机制认可，我们会不会堕落的去“水”一些文章？如果说每种研究都有自己的学术使命的话，我们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待到完成学术使命，也就离暮年不远。在这个意义上，在当前最不受学术发表体制待见的政法法学研究，恰恰是中国法学最有活力的研究范式，“政法”中国法学的一个重要的标识性概念。

我期待的是，哪一天大家都上岸了，成名成家了，也要继续保持低调谦虚的作风，继续保持开放性，欢迎学术批判，这样政法研究就一定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2025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