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弗朗德斯：特朗普“再工业化”幻想背后：为何中国能，美国不能？

萨拉·弗朗德斯 (Sara Flounders)，美国着名社会活动家，政治作家，联合国反战联盟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书记处成员，国际行动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 ）和 SanctionsKill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上世纪50年代，当日本和欧洲大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废墟时，美国占据了全球50%的工业产值。到60年代，这一比例降至35%，80年代进一步跌至25%。至2025年，随着其他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美国的全球工业份额已萎缩至12%。（数据来源：ITIF.org，2月18日）

美国资产阶级对这一逆转感到恐慌，并将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凭借惊人的现代工业发展水平“抢走”了美国的优势。在先进技术制造领域，未来趋势已十分清晰：中国占据全球45%的份额，而美国仅为11%。

大规模生产需要高科技基础设施将产品输送到全球市场。中国主导着全球商用造船市场，承接了全球超过50%的新船订单，而美国的份额已缩水至不足1%。中国造船业背靠庞大的工业基础和政府支持，使其能在远超美国的规模上竞争。

中国的高铁网络连接了500座城市，并延伸至中亚和欧洲。反观美国，货运和客运铁路系统正日益衰落。

美国资本主义霸权的急速衰退能否被阻止甚至逆转？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希望人们相信“可以”，但事实指向否定的答案。美国主流媒体将中美竞争描绘为两个主权国家的博弈，并诬称中国政府“不公平竞争”。然而，中国的优势实则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根本差异。

资本家对全球金融崩溃的恐惧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公司创始人、亿万富豪雷·达里奥（Ray Dalio）近期警告称，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崩溃。特朗普激进而多变的关税政策与不断膨胀的债务可能引发全球金融系统的崩盘。“如果处理不当，后果可能比经济衰退更严重。”达里奥在4月13日的《会见媒体》节目中表示。

达里奥称，世界正处于政治、经济和地缘秩序深刻变革的关键节点，而历史经验表明，这类变革往往导致严重危机。他认为，唯一能让整个体系渡过危机的方法是将赤字率从7%降至3%。不过，达里奥并未提及削减军费或向富豪征税。因此，他正在为全面打击工人阶级辩护。

“再工业化”的虚假承诺

与特朗普一样，多位美国前总统曾承诺“再工业化”美国经济，让数百万制造业岗位回流。八年前特朗普首次任期时如此承诺，前总统拜登也曾提出“重建更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计划，试图推动经济再工业化并升级基础设施。

特朗普和拜登都承诺创造就业，但这些计划无一例外停留在口号阶段。

事实上，美国统治阶级对“再工业化”和产业现代化的焦虑与争论，早在中美贸易失衡成为焦点前就已存在。再工业化是20世纪70-80年代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政府的核心承诺。彼时，“再工业化”被视为“高科技革命”的前奏，实则是资本主义大规模重构的开端——通过用机器人和自动化取代人力，消灭了无数高薪岗位。

经通胀调整后，自70年代以来，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几无增长，低收入者甚至出现下降。80年代“高技能技术工人需求将抵消制造业岗位流失”的论调从未实现。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飙升创造了巨额利润，但实际工资却未见提高。

特朗普的“魔法思维”

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150个国家加征关税，宣称此举将“重构国际经济秩序”并迫使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完全违背资本主义投资的基本规律。

正如卡尔·马克思175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为追逐最高利润率、最快回报和最廉价劳动力奔走全球。资本家阶级对国家毫无忠诚，只关心市场和利润。生产力不断被革命化、现代化，并以更残酷的效率运转。

暴跌的股市迫使特朗普在90天内“暂停”全球关税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严重冲击了在全球市场运作的美国亿万富豪。随后，特朗普进一步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则对美实施反制。美国对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一度飙升至145%，甚至245%。

然而，部分美国亿万富豪再次迫使特朗普让步。苹果和英伟达成功游说特朗普豁免从中国进口的多款热门电子产品，包括iPhone、iPad、Mac、AppleWatch、AirTag及其他智能手机、电脑和消费电子设备。

另一项政策反转是：美国政府最初要求所有中国制造的船只每次靠港需支付高达150万美元的费用，但在航运高管们的激烈抗议下，该命令被悄然撤销。

最新的《恢复美国海洋主导地位》行政令提出宏大计划，却未分配实际资金（航母和驱逐舰拨款除外），对港口和货运载具的规划更是只字未提。

军费开支：经济的黑洞

数十年来，美国资本家始终选择最便捷、最有利可图的路径——投资资金源源不断涌入利润最丰厚且受政府保障的领域，即每年耗资数千亿美元的军事预算。

为阻止股市崩盘，特朗普宣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费预算。“没人见过这么大的手笔，”他吹嘘道，五角大楼预算将突破1万亿美元。这表明，美国的战略仍是牺牲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资金，以维持军事霸权。

这种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新产业和新就业岗位的构建问题，但能为军工复合体输送利益。联邦资金持续数十年注入军事领域，使其主导美国经济。这种资金为军工复合体提供了巨额补贴和利润保障，但短期刺激最终成为经济的拖累。

军费开支如同毒品——初期能提供兴奋剂般的能量，但长期成瘾将掏空社会。它对经济毫无实际价值贡献，反而通过掠夺本应用于教育等社会项目的资源，削弱民用基础设施。

在长达75年的无节制军费开支影响下，美国经济已陷入不可逆转的螺旋式下滑。更多的威胁、制裁和关税只会加速其衰退。

关税的本质是税收

美国关税并非由出口企业支付，而是由进口商品的美国企业向政府缴纳。成本通常转嫁给消费者。诚然，富豪们从工人劳动中攫取了数十亿利润，完全有能力承担部分关税成本，但他们绝不会这么做！因此，关税最终由美国工人阶级通过物价上涨买单。

尽管特朗普大肆吹嘘，但关税既无法以“再工业化”挽回大量制造业岗位，也无法扭转美国经济增长乏力、长期衰退和全球竞争力下降的趋势。筑起贸易壁垒阻挡进口商品，并不能在美国本土建起新工厂。

类似地，美国对4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前殖民地（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实施的经济制裁是一种失败的经济战形式。通过封锁贸易、信贷、制造人为饥荒、短缺、恶性通胀甚至断供药品，这种“经济绞杀”政策已酿成灾难性后果。

对数百万进口商品加税将反噬日益恶化的美国经济，伤害工人阶级。此举已推高通胀、破坏国际关系、引发贸易战并动摇全球经济。

体制之罪

过去四十年，美国企业以“自由贸易”为口号，将生产转移海外，无情地掏空了美国工业。其目标是通过压榨海外工人工资最大化利润。数百万美国工人因此失去工作、住房、未来和养老金，而海外工人则遭受超级剥削。墨西哥汽车工人时薪约5美元，印度工人仅为其一半，而美国工会汽车工人的最高时薪超过30美元。

所谓的“再工业化”实则是“去工业化”——重工业（汽车、钢铁、造船、铁路、港口）的消亡，从洗衣机到空调等基础家电工厂的关闭，罐头食品加工到服装业等几乎所有行业都将高技术生产线转移至低工资国家。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市场95%的服装为本土制造，如今这一产业几乎消失殆尽。制造业基础的全面侵蚀导致超过7万家工厂永久关闭。

将这一进程归咎于他国工人，实则是美国资本家蓄意发起的无端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攻击。

美国仍是全球外包的霸主，每年约30万个岗位被外包。仅美国市场就占全球外包产品和服务规模（925亿美元）的620亿美元（《福布斯》，2024年10月15日）。

美国许多关税针对的是其传统盟友。破坏他国经济的短视行为无法挽救美国经济。

为何美国资本家无法自救？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推动真正的再工业化，因为这需要资本家投入巨额资金并持续数十年。

美国公司法奉行“股东至上”原则——企业董事会的唯一责任是最大化股东价值（即抬高股价和分红）。这意味着企业无需对工人或公共利益负责。

企业CEO深知，只有每季度交出丰厚利润才能保住职位。再工业化需要重新规划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并进行长期投资，而这与资本逐利的短视逻辑背道而驰。

为何中国能规划未来，美国不能？

与美国的狭隘视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通过国际倡议扮演全球角色，包括金砖国家+（11个成员国和9个伙伴国）、上海合作组织（10个成员国），尤其是涵盖140个成员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些组织促进经济与地缘整合、技术共享及新兴经济体协作。

中国实行社会计划经济，关键财富由全民所有。银行、通信、货运、原材料、电力、铁路、港口等均为国有企业主导。尽管中国存在大型私营资本，但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

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主导这一发展进程。其根基是1949年推翻封建旧社会和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通过重组社会与经济政策，中国使8亿人摆脱赤贫，将全球最穷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奇迹。

中国高等教育免费政策重点培养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每年约350万STEM毕业生走出校园，数量约为美国的10倍。反观美国，54%的成年人阅读能力低于六年级水平（Reddit，2023年10月）。

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桎梏

亿万富豪的短视策略是：无情压低工资、削减社会福利、基础设施与教育投入。

生产资料私有制让少数人攫取社会财富，短期内创造了惊人的贫富差距，却成为现代化工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的绊脚石。美帝国主义受困于过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力适应现代经济。

美国可以威胁用武力摧毁对手，但缺乏工业实力支撑的军事霸权终成纸老虎。

美国工人与被压迫者的利益与全世界人民的发展息息相关。唯有通过合作与团结，工人阶级才能解决全球性挑战。

理性规划社会财富、投资技术与基础设施的能力至关重要。这需要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