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法治是充分考虑人性的制度之治——《法不远人：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方略》序言

人类对社会治理中制度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期的统治者更喜欢“刑不可知，威不可测”，他们说什么，什么就是制度。但由于人的易变性，国家社会都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人们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会遭到临时的惩罚，国家社会发展都很慢。

后来人类不约而同意识到要用制度管人管事，社会进入法制化阶段。在这个阶段，统治者往往在刚刚建立国家或者励精图治时，会通过制度把自己的利益和老百姓利益绑定在一起，甚至让渡自己的利益，制度表现为减轻徭役、减轻赋税、休养生息，出现“兴也勃焉”的局面，但后期又往往把让渡的利益通过增加徭役赋税等制度的形式要回去，大部分制度不能持久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国家又衰落下去。

再后来，法治和民主结合在了一起，立法机关由人民产生，用民主的方法保障制度能够持久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还认识到，即便是民主的立法，也要保证其科学性，或者更确切地说，符合人性，保证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安全。比如不能因为自己的目的，未经充分的法定程序把人拘禁或剥夺财产；不能肆意侵害少数人的利益，因为谁都可能成为少数人；不应轻易把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私人领域，管一些明显个人的事务；不能为了一代人的利益，不顾及后代人的环境和资源等等。

而这些观念能够普遍建立起来，还需要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共识，今天我们称之为法治理念。

《法不远人》一书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作者近些年针对一些社会现象讨论制度科学性的小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不搞文字游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弘扬现代法治理念，澄清错误认识。

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想要走回头路，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的认识，发表文章《坚持改革开放的理念不动摇》。针对空话套话、一些不务实的思维方式和粗放的做事方法，发表文章《少用“大词”，杜绝语言形式主义》《中国社会进步应避免“岳母思维”》《细节决定制度成败》《警惕制度泛化和机械化》。针对不适当、不科学、不必要的考评绩效，基层“填表”负担过重，教师把精力用在“文字的堆砌”，发表文章《过度的“比”不是社会主义》《绩效考评无法替代民主评价》《靠“数数”评价教师（人） 不科学》。为构建更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发表文章《“人的劣根性”是压制性社会的产物》《稀缺和创造稀缺是万恶之源》。针对一味“讨好”， 不利于社会创新，不利于形成正常的社交关系和促进社会发展，发表文章《“讨好型社会”如何转变？》。根据权责一致原则，权力大了容易滥用，而《责任超出权力也易诱发不作为》。

疫情期间，2020年2月，发表文章《恪守宪法底线，伤身不能再伤身》、2022年文章《大白很辛苦，但不拥有无限的权力》，警惕权力滥用，激发人性恶的一面。2022年10月10日，发表文章《为什么不能轻易“静默”》，时隔两天，国家疾控局专门强调，“疫情防控不能简单化，不能以‘静默’代替管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发表文章《取消特权、消除垄断，改革还有哪几大特征》《改革的关键在于强化“可及性”预期》等。

第二，从问题出发，用法理说理。

针对早些年医疗、拆迁等不够规范，传统治理手段乏力，2009年《“社会稳定”与“法治秩序”——两种不同治理策略的抉择》、2013年《法治化处理拆迁矛盾》、2014年《法治化化解医患矛盾》、2015年《乞讨者治理需法治化》，倡导唯有法治才能最理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社会长治久安。“彭宇案”后，2011年发表《科学的制度既“防小人”也“养君子”》，对该案判决引起中国社会不敢扶老人提出担忧。2016年《不能只在“禁与不禁”间徘徊》反对一刀切式的“禁摩限电”，可能带来全社会对财产权的不安全感。2012年《遏制腐败的战略突破口》、 2017年《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度设计》希望推动建设更加科学合理的监察制度。为防止鼓励民粹主义，造成社会无序，发表文章《为什么法不规范情感？》，从法理上解释了法为什么不能做过分宽泛的规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本书没有局限于“法律”一门学科，而是把社会科学当成一个系统集合。

法治建设和经济、教育、科技，甚至体育文艺等都休戚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动能》《科技创新的要素分析及实现路径》等以经济繁荣、科技发展与民主法治的关系为主线，总结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经验，讨论了创新、繁荣与发展的条件。书中还包括了我的一些社会观察、心得体会和社会实验。探讨了什么样的教育有助于形成普遍的法治意识，介绍了我在小学和初中上过的三次“何为公正”的法治实验课的情况。可以看到，公平正义是人们的内在需求，而程序正义在保证这种需求得以实现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 2014 年 9 月到 2016 年 3 月挂职新疆及 2020 年至 2021 年挂职漳州时的《新疆治理现代化研究》和《做副市长的这一年》。

第四，有助于开拓视野，形成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术既不应该是简单地解释说明，也不应该是一味地批评。真正的批判性思维首先要具有理性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些小文章既对“历史留给我们什么”“现实是什么”予以关注，更关心如何解决问题，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好。书中收录了我在一些国家访学游历的观察，《德国见闻录》讨论了高素质背后的制度因素，公民的素质，主要不取决于经济水平，更不是人种不同，而是民主与法治带来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肯尼亚宪法改革模式与埃及革命模式》《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古巴见闻录》等他山之石，为我国改革、经济和社会建设提供正反两方面经验。作者一直尝试搭建“面包”与“法治”之间的桥梁，从宪法视角看待生活问题，还选取了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3 年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宪法日特别节目的讲稿。

第五，本书没有正襟危坐的打算，也不是一本传统意义的书籍

这些小文章大多不在“学术考评”的范围内，而是基于自己的知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冲动完成。不过，这些文章收到了传统意义上的“大文章”没有的社会效果和广泛认同。我想，特别是随着AI技术的发展，唯有问题意识和立足实际的思考才能长存。人类历史上有不少熠熠生辉的思考，为了方便大家延伸阅读，还收录了十本经典导读，以及出差旅行分享在朋友圈的简要读书心得。这些心得往往只有一句话，因为微信朋友对这些读书心得很喜欢，还经常被点赞，源于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把这部分也拿出来做个导引，觉得有共鸣可以再找原着读。

第六，该书的封面与我的上一本书《大国治理的法治基石》的封面一样，都是我姑娘画就，“据说”寓意有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以及社会变迁应当不断更加自由宽容的意思。

变迁是个渐进的过程，往往经历了从“常识”变“共识”变“通识”的过程。什么是常识呢？比如有个年轻人生机勃勃，有能力有活力有野心，但没有钱，而一些其他人有钱但由于年龄大或者其他能力勇气等原因，无法创造社会财富。最有效的社会财富增加的方法就是把其他人的钱拿出来支持这个年轻人。

让这些人把钱拿出来的办法至少有以下三种：第一，把这些钱收归有权机构，有权机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第二，要求其他人必须把钱直接发给这个年轻人以支持其创业；第三，为产权划清界限，防止权力干涉，且投资后的财产获得增值后依然可以被保护。

用哪种方式更好呢？虽然第一第二种方式都更直接更便捷，但一旦如此，这个年轻人很快会明白，即便其他人的财产给他发展，也只是一时，自己辛苦创造的财富并不安全，即便增值，将来也难以维护住这笔财产，因此不会愿意辛苦付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显而易见，现代国家治理应当选择第三种。社会科学之所以是科学，最大的不变量是社会中的“人”，社会科学就是关乎人性的常识。但历史的经验是，即便是常识，也未必成为社会主流，甚至被歪曲，难以成为通识。正如《思维简史》里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学识，更不在于金钱，而在于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背后则是价值观念。推动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共识的形成过程。希望阅读本书后能够为这一过程发挥一点作用。

李勇，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七五普法”、“八五普法”讲师团成员，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法理学会常务理事。德国洪堡学者。曾挂职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学部主任等职。被评为2015年度中央国家机关最受欢迎法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