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论新时代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四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深化边疆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响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中国边疆史研究是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在此笔者主要结合从事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组织开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的心得体会，就新时代我国边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略陈己见，以期与朋友们共同推进新时代的边疆学研究和学科建设。

一、弘扬学术戍边的优良传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边疆问题，提出“治国必治边”“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重要论述。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已成为迫切的需要，以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知识体系为目标，最终实现我国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

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和学科体系建设整体落后于西方，长期向西学学习并深受其影响。二是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现有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无论在解决现实问题，还是在说明历史时期的边疆问题方面都有待加强。三是中国边疆史研究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学术戍边”经验，可以在建构新时代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时发挥重要的借鉴作用。

“学术戍边”是中国传统史学、传统边疆历史与地理研究的重要思想。中国有着辽阔的疆土，不同地域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多元融汇于一体。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因素深刻影响了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生发和孕育。例如，着名的“胡焕庸线”不仅仅是人口地理分界线，也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的地理标识线。再如，我国的年400mm、800mm等降水量线等自然因素，如果回溯到历史时期就会发现，前者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地理分界线，后者是中国传统的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线，可以为边疆史研究提供科学的“地理”视角。

在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边疆”危机时有发生，戍守边疆和保家卫国被奉为伟大的爱国精神，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不同历史时期从事边疆学、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们，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做出了主动和自觉的回应。唐代的“边塞诗”能够成为独立的诗学流派，就是因为有一大批“边塞诗人”参与了“戍边”行动，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丰富的诗作凝练了爱国精神。明朝时期在“北虏”和“南倭”边患的压力之下，学者们受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创作了一大批“九边”题材的志书和舆图等，“文人知兵”成为明后期突出的文化现象。20世纪初期，以顾颉刚、谭其骧等为代表的爱国学者创立了禹贡学会，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也是在晚清和民国救亡图存的边疆危急时刻，学者通过研究边疆史，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戍边”精神。可以说，推进边疆史研究，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既是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对中国爱国主义优秀传统的坚守。

二、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

近年，有学者呼吁将“边疆学”设置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认为“中国边疆学是研究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从门类上划分，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环境、地缘政治等六大类；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可包括边疆考古、边疆历史、边疆地理、边疆文化、边疆民族、边疆文献等六个方面。上述分类都体现了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基本特征。

中国边疆史研究的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方法，是由中国、边疆、历史、地理四个研究要素所决定的。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是通过不同的学科、领域和专业来整体体现的。边疆是特定的综合性地域，只有跨学科的整体思考，才能全面、系统、客观和科学地认识边疆区域。边疆史研究是历史学科中的“专门史”研究，多维度研究也是专门史研究的重要属性。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它的区域性与整体性相统一，边疆史要求把边疆、历史和地理进行整体性思考，这与历史学对“时间性”和“真实性”的要求有所不同。可以说，边疆史研究对跨学科、多维度和交叉研究有更高的要求。

中国边疆史研究从跨学科角度讲，需要吸纳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还要关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如科技考古、传统中医药、动植物学等。此外，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民族、语言、风俗和文化等，都应特别关注。

三、拓展边疆史研究的史料体系

边疆史研究属于历史学科的专门史或专题史研究。历史学研究有实证务实之学，有思辨阐释之学，但都要遵循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属性，求真求实，孤证不立。新时代的边疆史研究，也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体系基础之上。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建构我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尤其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理论话语体系，史料体系的建构极其重要。新时代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史料体系建设，首先要重视对中国传统历史文献的再挖掘、再整理和再思考，经典史料常读常新，既要关注经部文献的边疆认识和治理思想，也要通过史部文献系统呈现边疆历史和地理的基本特征，子部和集部文献更是可以呈现中国边疆历史和文化思想的诸多层面。其次，民族文献、域外文献、多语种合璧文献都是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史料。如前述，中国边疆史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民族史志、田野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相关领域内的文献史料都要有所关注。

以图像类史料为例稍加说明。图像是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历史时期的不少文物呈现的图像史料尤其重要。大家熟悉的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代阎立本《步辇图》绢本，就生动记录了汉、藏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事件。出土于北京市顺义区辽墓中的酱釉猴纽盖鸡冠壶（又称皮囊壶），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其形制源于契丹族早期流转迁徙途中用来盛水的皮囊，其别致之处在其盖纽，小猴活泼俏皮，憨态可掬。据《齐民要术》载：“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可见，用猴子安抚、保佑马匹健康的传统由来已久，反映出辽代北京地区民族交融情况，彰显了文化融汇各族传统的特色。地理类舆图更是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如有学者从边疆治理视域下对北疆多语种舆图文献进行的整理与研究，充分利用海内外收藏的多语种舆图文献，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之下研究中国边疆史，有助于理解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当然，拓展边疆史料体系不是说无限扩大史料的范围，一定要遵循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诸如历史研究对史料的时间性要求、地域性判断和内在的逻辑性，就必须是准确和清晰的。

四、多关注边疆与内地的互动关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新时代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是积极探索历史时期的边疆民族和边疆地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强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不同，新时代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点要更加突出边疆与内地的互动关系，不仅继续研究清楚边疆民族地区历史、地理的基本事实，深入研究国家对边疆的治理，还要特别关注边疆地区、边疆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进程。

研究边疆史，就是要充分挖掘、整理、研究和宣传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我国辽阔的边疆，是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区域，但边疆史不等于少数民族史，而是各民族共有的边疆史，边疆本身也暗合了与内地的对应。因此，研究边疆史，既要研究边疆地区、边疆人民的历史，也要研究中原王朝、各民族政权之间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关注边疆民族地区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的认同。历史上，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鉴融通。

中国边疆史呈现的就是多民族之间的互动。在唐朝，疆域辽阔，盛世繁华，边疆各民族人士进入中原内地，当官、经商、游历活动频繁，既有少数民族人士出将入相、参与国家治理，也有普通人由于种种机缘参与推动了历史的演进。在辽代晚期，《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备茶图》中出现有契丹特色的髡发人物，其在煎制中原地区盛行的茶，这是边疆与内地生活文化交融的真实写照。在明代，北部边疆既有边地百姓“弦诵早闻周礼乐，羌胡今着汉衣冠”的场景，也有“近边男女作胡歌，立马回头感慨多”的现象。

总之，我们要通过推进中国边疆史及边疆与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研究，引导各民族群众看到历史的趋势和未来的走向，促进今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略，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