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美国模式的三次深度嬗变

特朗普新政是1.0时期的深化和极化，它已在美国形成一场以“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贸易和产业政策的重商主义、对外政策的交易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为内涵的特朗普革命，美国模式由此进入强势政府的“特朗普周期”。纵观美国历史，每隔30年左右就会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完成一次转换。特朗普革命究竟会为美国发展史打下何种烙印有待研判，但特朗普思潮、社会基础及其构成的变革逻辑将长期存在，将继续搅动美国模式在新变局中深度嬗变。

特朗普新政百日，内外政策变革双向齐发，势头之猛、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超其1.0时期所产生的效应。特朗普的特立独行和威权式变革让美国一些政界人士感叹美国仿佛回到“国王统治”时代，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骤然裂变让国际社会惊觉自由世界秩序濒临崩塌，全新的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正在形成。

回顾百年来美国发展模式的变迁，历任总统或多或少都实施镶嵌自身色彩的改革，但能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和国际舞台打上深刻烙印的并不多，而“罗斯福新政”“里根革命”“特朗普‘常识革命’”可谓美国模式发展进程中特征鲜明的三次深度嬗变。

“大市场”失灵和资本主义大萧条催生“罗斯福新政”

美国独立建国以来，主张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学长期占据西方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该理论源于亚当·斯密的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认为市场是“万能之手”，能自动调节和配置市场资源至最优化，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治理模式，政府不干预市场自由竞争，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这一模式极大释放了生产力，快速推动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同时也产生了“大市场是灵丹妙药”的幻想和迷思。然而，1929-33年源于美国、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也让西方意识到，大市场并非万能之手，“一切交给市场”也许会将国家命运交给一只看不见的“魔爪”。

为尽快摆脱大萧条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后实施内涵为“救济、复兴、改革”的一系列新政，政府加强对经济、金融的管理与控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罗斯福新政不再以“自由放任的市场”为圭臬，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生活，政府的角色和作用被前置和重视，“大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成为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特征。新政的实施有效缓解了经济和社会双重危机，让美国走出大萧条泥沼，开启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由此，美国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凯恩斯“大政府”失灵和石油危机衍生“里根革命”

尽管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发展模式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积极效果，但是，自由主义者在反思新政的本质和内核后毫不留情地指出其弊端，认为“新政造就了大政府，也造就了大赤字”，“政府并非根治弊端的钥匙，只是‘半途革命’的推手”。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触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三年的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大政府”模式的失灵也宣告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正统经济学地位的倒塌。与此同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派风生水起，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大政府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他们批评国家干预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认为实现自由竞争的“自发秩序”是经济增长的最好保证。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和供应学派的影响下，1981年上台执政的里根总统与英国撒切尔夫人同时在大西洋两岸掀起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由此产生了以“大幅减税、削减赤字、支持自由竞争、减少政府干预”为主要内容的里根经济学。“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打击工会”成为“华盛顿共识”后，一度在全球范围内盛行。“里根革命”带领美国走出战后最严重的滞胀危机并最终赢得冷战，成为“罗斯福新政”后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又一次新的革命。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美国开启了“新美国模式”时代。

对全球化认知的质变引发特朗普“常识革命”

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美国一度是全球化推动者、主导者和受益者。美国政学界也认为全球化成就了美国经济繁荣和霸权体系，并形成“全球化=美国化”的思维范式。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抬头。他们认为，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美国成为最大的牺牲品，而新兴大国坐收全球化红利。因此，保守主义者将“美国不再伟大”归咎为建制派推行的以全球主义为根基的自由世界秩序，认为全球化是导致美国制造业流失、“铁锈带”衰败、贸易失衡、非法移民涌入等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

特朗普高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大旗再次入主白宫后，决意抽身全球自由秩序，一切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并发起风暴式内外变革。他重塑联邦治理机构，打击“深层政府”，不分亲疏高举关税大棒，无论远近威胁开疆拓土，无意国际责任再次“退群”，同时无心经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虽然全球政学界人士试图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寻找特朗普新政的历史承袭，给特氏变革贴上诸如“新杰克逊主义”“新麦金莱主义”“新里根周期”等标签，但这些似乎都不能囊括特朗普新政的多重镜像及其本质。事实上，特朗普新政是1.0时期的深化和极化，它已经在美国形成一场以“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贸易和产业政策的重商主义、对外政策的交易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为内涵的特朗普革命，美国模式由此进入强势政府的“特朗普周期”。

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美国主流政治每隔30年左右就会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完成一次转换。特朗普百日新政引发广泛争议，“对等关税”更招致世界普遍谴责。特朗普革命究竟会为美国发展史打下何种烙印有待跟踪研判，但可以预见的是，尽管中期选举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四年后特朗普将卸任，但特朗普思潮、社会基础及其构成的变革逻辑不会从此消失，并将继续搅动美国模式在新变局中深度嬗变。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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