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虎学：如何理解文明是社会的素质？

提问：沈海涛华东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对文明作了一个最基本的论断：“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请问，如何理解这一论断?

解读：王虎学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1844年初，恩格斯在其“两个思想转变”彻底完成之际撰写完成了《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其中，他明确提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这是他关于“文明”的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纲领性论断。恩格斯的原话是：“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根据语境，这里显然有讽刺和批判的意味，是指英国工业文明瓦解了传统社会秩序，使人们追逐特殊利益，并且导致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诚然，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思想语境，但毋庸置疑地揭示了文明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蕴含着普遍的真理，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这一论断将“实践”与“社会”确立为文明双重维度的本体论界定，不仅实现了对先验理性主义虚幻文明叙事的解构，更在实践维度上确立了文明发展必须扎根于人类解放事业的科学认知路径，进而，从根本上深刻揭示了文明的科学内涵及其本质规定，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理论基础。

文明首先是一个实践范畴

恩格斯关于“文明是实践的事情”的科学论断揭示的是文明的一种质的规定性。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业化进程的考察，完成了对启蒙文明观的革命性批判。他曾高度肯定18世纪英国在创新与变革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又敏锐洞察到启蒙理性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文明认知困境，即人们普遍将文明当作人性复归、趋向于善的意志活动，认为理性是文明的本质内核，其完善程度决定着文明的发展进程。这种认知范式本质上深陷形而上学的思维泥淖。运用这种思维方式诠释文明发展与现实世界，必然导致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和冲突，最终使历史意识沦为脱离现实的空洞说教。恩格斯站在18世纪科学最高成就——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彰显的是文明的鲜明实践品格。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启蒙运动以降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用思维解释行为的先验理性主义认知范式的深刻批判和积极回应，马克思恩格斯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这种建基于科学实践的文明观蕴含着双重理论维度。

一是文明本质上是人类在创造性实践活动中生成的积极成果。在文中，恩格斯表明了科学和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观点，“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在西方文明理论发展史上，关于文明创造主体的认知经历了从“神创文明观”到“人创文明观”的范式转换。然而，近代确立的“人创文明观”往往陷入精英主义窠臼，将文明缔造片面归结于少数英雄人物，将普罗大众降格为历史进程的被动模仿者。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批判了英雄史观“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普遍的群众来取得自己的绝对荣誉”，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就表明人民群众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传统的精英文明论，“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这就直接将文明发展的观念植根于一切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科学而严谨地论证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创造文明成果历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此一来，就使得人类文明的进程从少数精英决定的精神动力论中摆脱出来，成为多数人以劳动为主的实践活动的产物。

二是文明内蕴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想的实践活动。文明在西方近代思想谱系中，将实践活动片面地界定为个体性、利己性的自发行为。文明实践活动的意义被窄化为物欲的满足与感官享乐的追逐，实质上并未超越动物性存在的本能范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恩格斯所谈及的“文明是实践的事情”具有两重维度：文明绝非单纯局限于物质生产活动，它更是一种价值理想。诚然，人类的生产实践的确会推动文明的变革与演进，但却不能简单地将文明的追求狭隘理解为仅聚焦于物质层面的发展与提升。实际上，恩格斯将文明实践界定为一种以社会普遍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理想的自觉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具有整体性、利他性的本质特征。在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中，文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社会实践扬弃人的动物性存在，使人真正成为具有类本质的社会性存在。正是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人类完成了从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的本质性跨越，标志着人彻底摆脱了动物性的生存状态，迈向了真正的文明境界。

文明还是一个社会概念

恩格斯关于“文明是社会的素质”的科学论断揭示的是文明的又一种质的规定性。文明还是一个把个人和社会统一起来的综合性的社会概念。文明与人类社会的演进进程深度交织，既体现为个体理性认知的跃迁与思维范式的革新，更从本质上指向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观点，恩格斯关于“文明是社会的素质”这一论断彻底打破了启蒙时代将文明简约为理性产物的思维定式，将文明从抽象的精神王国拉回到具体的社会存在领域，在物质生产与交往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揭示了文明作为社会有机体本质属性的深层意蕴。

社会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性。“文明是社会的素质”揭示的是文明的社会性。人类在丰富多样的社会性实践活动里，逐步构建起形态各异的社会结构。这些不同的社会结构，催生出绚烂多彩的文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揭示了基本需要驱动技术进步，技术革新推动分工深化，分工扩大催生新的需求，新需求又促进技术迭代的生产社会化螺旋上升机制，将文明的生成逻辑置于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运动之中。在此过程中，人类通过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以社会性的生产活动创造出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等物质文明成果;在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中，同步推进着精神世界的建构，孕育出科学知识、文化艺术等精神文明成果;而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持续重塑社会关系，形成了法律制度、政治架构等政治文明成果。这种三位一体的文明生成机制，生动展现了社会性作为文明本质属性的丰富内涵，人类文明既是物质生产的实践结晶，也是社会关系的制度映现，更是精神升华的价值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鲁斯·马兹利什在《文明及其内涵》中强调：“如此看来，文明既是社会纽带的最高形式，也是最广泛的形式。因此，文明概念的另一个功能是表达一种理想抱负。……文明是最崇高的联系纽带，人类在文明的旗帜下聚集在一起，虽然这种聚集是精神上的而非领土上的。文明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社会存在理想。”三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共同构成了文明形态的立体图景，深刻诠释了恩格斯将文明视为“社会的素质”的哲学意蕴。

阶级性是“文明”概念社会性特征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穿透性地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于阶级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所谓为了普遍利益而结成契约的文明社会，本质上是新统治阶级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建构的虚假普遍性叙事，他们把一己私利巧妙伪装成全社会的普遍共同利益，并通过文明制度的形式加以合法化。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归根到底是要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他们对内宣称一切文明社会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不平等是文明发展的代价;对外则以经济殖民、政治干预、文化渗透等方式推行霸权主义，“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相较于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建构中，人民群众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主体性力量，更是各种文明成果的所有者与受益者。社会主义文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制度根基，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虚伪文明形态的桎梏。这种文明形态不再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而是一种“真正普遍的文明”。

恩格斯关于“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的论断，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坐标系中，构建起理解人类文明的科学范式，从实践与社会的双重维度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力量。将文明根基深植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把文明价值旨归指向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特性，为人类文明形态革新提供了理论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的继承和发展，既对一些基础理论作出原创性贡献，又科学回答并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深刻把握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脉搏，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同时，积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