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不知陈寅恪为何许人，没有读过他的着作，而又自称唐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那么这样的人也就很难得到同行的公认。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富于创新意义。他自己也说过：“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就以唐代文学的研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学问有高低，但应该追求独创，则是无可置疑的。
就以韩愈来说，千百年来研究他的着作何止千万，后人似乎也就很难再说出什么新鲜的意见来了。陈寅恪不然，他作《论韩愈》一文，又列出六点，“证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这六点意见，单从标题来看，前人也都涉及过，似乎并无新意，但看他的论述，则又与众不同，别出新解。因此，陈寅恪“论韩愈”，能把旧的问题推向新的阶段，这里贯彻着他一贯坚持的独创精神。
陈寅恪提出的新说，当然不见得都正确。此文问世后，随即有人提出商榷，有的学者还写了很长的文章进行驳难。这是学术上的正常现象，有新的问题的提出，有不同意见的商讨，才能推动学术前进。假如大家老是重复前人若干无可怀疑的结论，也就无助于学术的发展。而这样的结论，往往也就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这样的文章，虽然无可挑剔，但也很难起到推动学术前进的作用。
陈寅恪的这一特点，应该发扬光大。他的文章的结论，有些可能很难令人同意，但却富于启发性，可以促使他人进一步探索，这或许是很多人都会表示同意的。
我们队伍中的许多学者，当然也写出过不少卓越的论文和专着，但有不少文字，却嫌独创性不够。有人常是在前人已有的结论上增加一些新材料，就算是自己的新创；有人把人家得出的结论重行组织，然后作出结论，正像有人指出的，他们把一个个小结论拼凑起来，产生一个大结论，也就算是自己的新创；有些人把前人的若干论点用新名词演绎一番也就算是自己的新创；……这样的研究工作，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总嫌创造性不大。如能像陈寅恪那样，“发人之所未发”，“独辟蹊径”，格局也就不一样了。
陈寅恪的文章富有特点。人们读他的文章，有时虽不知篇名或作者，也能让人感到这是他的手笔。这样的学术论文，犹如文学作品一样，有作者个人的特点。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这是陈寅老的文章”。这也就是说，陈寅恪的学术论文也有个人独特的风格。
具有独特风格的研究者，才能形成新的学派。具有不同特点的学派产生之后，才能真正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我们希望能有数量众多的具有不同特点的学术工作者出现。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少旗帜鲜明的学派。就以明清时期而言因为受到“诗必盛唐”这种风气的影响继承唐诗传统的人很多，但各人继承的流派也不一样。如王渔洋继承王、孟一派山水清音之作，也就形成了神韵派；沈归愚继承杜甫一派大声镗鞳之作，也就形成了格调派。这些流派当然是指创作而言的，但我国文人提倡某种风格的作品时，经常编出一种选本来标举宗旨，如王渔洋的编纂《唐贤三昧集》，沈归愚的编纂《唐诗别裁》，……这样也就形成了选本方面的丰富多彩，处在当今的时代，因为印刷条件的进步，读者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上对介绍古典文学的选本需求量很大。由是选本品种之多，印数之大，那是古人无法梦见的。但在这一领域中，恐怕也有一个提倡独创性的问题。
翻阅若干大家的选本，如果篇幅分量相当的话，那么选出的篇目也就出入不会太大。大家的眼光似乎相距不远，这里看不出个人独到的见解，独到的审美趣味，这样的选本，也就无法体现某一流派的艺术情趣。其实人的情趣是各不相同的，在政治信仰相同的前提下，艺术爱好也会各不相同，这些为什么不能在选诗中体现出来呢?
与此相同，个人的注释也可体现独特的风格，例如杜诗的注释，钱牧斋的偏于考史，仇兆鳌的注重博综，杨铨的着眼精析，……都有相互不可替代的特点。而钱牧斋的注杜，还开了后来研究杜诗的一条路子。返观当代注杜诸家，虽然在注释的精当与否上显示了各家的功力，在掌握材料多少上也有相当的差距，但从注诗的路子来说，却是出入不大。在注释的领域内，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就很有特点。即使有人看到一本残缺不全的书，按其注释的体例和行文的风格而言，也可认出这是钱氏之作。这书也就成了具有注释者个性的一部学术着作。
我们希望在唐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内也出现一大批学术论着、诗文选本和注释之作，都有作者独到的见解，都有作者明显的个性，都有作者个人的风格。这种局面的出现，也就可以看作唐代文学研究兴旺发达的标志。
原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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