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明俊：学术视野中的古代文章学与史学关系

通行的接受现代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古代散文学，局限于“文学”体系中，就散文学论散文学。而古代文章学（研究相对于韵文的所有广义的文章），或认为仅仅属于“集部”之学，或将其理解为纯粹的写作学或辞章学或技法学，皆是狭隘的。古代文章学本是古代“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仅专论学术视野中的古代文章学与史学的关系。

古代文章学与史学的“交集”

萧统《〈文选〉序》阐述选文标准时，明确排斥经、史、子，文属于“集部”之文，文学属于“集部”之学，将文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这种观念影响广泛深远，但局限性是明显的。其实，文、史本同源，先秦时，文、史混沌不分。刘知几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史通·核才》）文、史本一体，史就是“当时之文”。刘知几认为汉代之前“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史通·载文》），将文、史不分的文章当作着史的理想追求。明胡应麟《九流绪论上》主张“史与子皆文之一体”（《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以文章涵盖“史”和“子”，则从另一方面说明文章与史、子存在“交集”即重叠部分。

《汉书·艺文志》只有诗赋类，文章就在经、史、子中。章学诚认为：“自唐以后，子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议；史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亦着述之一大变也。”（《章氏遗书》）集部中的“传记”是文章，也是史着。古代“四部”本质上属于文献分类，其实集部本就源自史着，按现代学科分类，史部之学中就有文章学。

分立的现代学科，文章学与史学存在“交集”。通行观念，文学抒情，历史叙事，是自其异者而观之，若自其同者而观之，文章就不能叙事吗？文章学就不能研究叙事吗？思维不能非此即彼，不能对两者重叠之处视而不见。

古代不少文章学家认为，优秀的史着本身即是文章，甚至是“至文”，已达最高境界。王世贞说：“《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司马迁，圣于文者乎？其叙事则化工之肖物。”（《艺苑卮言》卷三）“圣于文”即是至文。钱大昕《〈味经窝类稿〉序》说：“夫道之显者谓之文，‘六经’、子、史皆至文也。”历代学者多誉称《史记》为“至文”，宋洪迈说：“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真天下之至文也。”（《容斋五笔》）章学诚说：“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文史通义·史德》）

古代文章学与史学有“互文性”，两者有许多相通共享的概念范畴，如气、风神、简、约、奇等。章学诚《文史通义》是“文史”一体合论，此方面文章学界重视不够，往往只单独论文章学一个方面。

“史传”概念始见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左传》《战国策》皆属于“文”中的“史传”。先秦经、史、文不分，史传即文学即文章。《史记》被历代文章学家视为“史传”的典范，明茅坤的《史记钞》，清金圣叹评点的《第三才子书》（即《史记》）、汤谐的《史记半解》、吴见思的《史记论文》等，多以文章学标准进行解读。汤谐指出：“文章之道有三：曰意，曰法，曰神。意之本在识，识高则意高；法之本在心，心细则法细；神之本在养，养到则神到。”（《史记半解·杂述》）他从《史记》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章之道”。明凌稚隆辑录《史记评林》《汉书评林》汇集了晚明以前《史记》《汉书》的评论文献，其中多有文学性评价。张九成说：“欧公《五代史论》多感叹，又多设疑，盖感叹则动人，设疑则意广，此作文之法也。”（王若虚《文辨三》引）他将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写法视为文章的普遍技法。

文章学不限于集部之学，历代文章学家以文章学为标准、为本位来欣赏评价史传的艺术性，关注的是史传“文本”的文章学价值。史部中有大量的文章学文献，正史代表官方观点，尤其值得重视。不过这些文献只是“文本”，如站在文章学立场上看即是文章学。应突破文、史分科分立疆界，观念改变，文献扩张，必然带来文章学研究的创新。

古代文章学与史学的互动互鉴

古代文章学与史学互动互渗，相互借鉴。史学对文章学影响甚大，先秦经、史、文不分，《尚书》《春秋》《左传》就是史学，皆被誉为文章之祖或古文之祖，为后世文章家取法的典范文本。南宋真德秀自称所选“叙事”文“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文章正宗·纲目》），史传文进入文章学体系。

历代文章学家多强调文章以经、史为根柢。清徐秉义说：“文章之大在经、史……盖古之作者，未有不原于经，博于史，而可以幸传者也。”（《〈陈椒峰文集〉序》）陈玉璂说：“学者未有不通经而可为文者，又未有不博涉子、史而可为文者。”（《〈曹峨嵋文集〉序》）

《史记》对后世文章学的沾溉广泛深远，历代文章学家多将其视为叙事文的典范，以其为最高标准来衡量其他文人的叙事文。如林云铭赞赏韩愈《毛颖传》“叙事处，皆得史迁神髓”（《韩文起》卷七）；苏轼指出欧阳修“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

姚察、姚思廉父子撰《梁书》《陈书》，在骈文盛行时，以散体古文写史论，在史学中复兴古文，影响了唐代文章革新，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给予很高评价。唐初史家实际上已开中唐韩、柳文章复古的先声。清浦起龙肯定刘知几《史通》的文章论，指出“其言已为退之、习之辈前导也”（《史通通释》）。史学作为文章学的资源，文章学家自觉接受其影响，如柳宗元自陈写文章“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刘知几强调：“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新唐书·刘知几传》）陈澧指出：“昔人谓史家有三长：学也，识也，才也。澧尝论之，以为文章家亦然。无学则文陋，无识则文乖，无才则文弱而不振。”（《郑小谷〈补学轩文集〉序》）应重视文章学与史学的共享概念范畴。

文章学作为史学的资源，对史学的影响也很大。六朝及唐初史学家多为文章家，喜以骈文的华丽辞藻撰写史着，形成“以文衡史”风气，裴子野撰《宋略》，即被萧纲讥笑文采不足：“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与湘东王书》）《晋书》文渗于史，赵翼说：“当时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魏》《宋》二书之比。”（《廿二史札记》卷七《晋书》条）

刘知几指出魏晋以来史着语言“对语丽辞，盛行于俗”（《史通·杂说下》），批评“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史通·论赞》），认为影响了史着的真实性，不满史着多载凭虚之文，“非复史书，更成文集”（《史通·载文》）。刘知几认为以文章标准要求史家撰述，偏离了史学之道。他的尖锐批评，正说明了文章学对史学的影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典型体现了中唐“古文运动”以来古文家趣味对史着撰写的影响，是文章学影响史学的典型。

元代李淦《文章精义》说：“文有圆有方，韩文多圆，柳文多方。”章学诚将史传文的风格划分为“方以智”和“圆而神”两类，主张“体方用智”“体圆用神”（《文史通义·书教下》）。可见古代文章学概念范畴对史学的影响。

文章学与史学相互影响，两方面都应重视，特别应反思单向度地重视史学对文章学的影响，而轻视甚至忽视文章学影响史学。

史学本位的古代文章学

“文本于史”观念源远流长，班固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汉书·司马迁传》），将《史记》史传文的素朴之美视为理想的文章风格。范晔称赞“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后汉书》以来，正史中的“文苑传”“文学传”，一部部连接起来，便成为相对独立的、独特的文章学史谱系。

刘知几《史通》的《论赞》《载文》《言语》《浮词》《叙事》等篇，皆论文章学。《史通·叙事》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他将“文约而事丰”作为史传文叙事的标准。他心中理想的叙事是“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史通·叙事》）。

章学诚自信地称所着《文史通义》，“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又与朱少白书》）。他指出：“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与汪龙庄书》）文史关系，他强调“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文史通义·文德》）。他主张史为本，文为末：“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文史通义·史德》）他强调“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上朱大司马论文》）。章学诚说：“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他强调：“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义·史德》）注重文、史一体，史学需要文章学。章学诚的文章学以史学为本位，用史学统括文章学。

古代史学家眼中史学本位的文章学，强调文章的叙事性、纪实性、真实性、客观性与艺术性、审美性的统一，文章学是史学写作学或辞章学、技法学，文章学从属于史学，是史学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与文学本位的文章学有明显区别。史学本位的文章学是对文章本质精神的一种独到认识，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至少应作关联性研究。

传统主流“大文学”观念下的文章学自有其历史合理性，独具民族文化特色，应激活其内在文化生命力。要深刻反思当下古代文章学研究疏离史学和学术体系之弊，还原被肢解的古代文章学“全体”，揭示被遮蔽的真相，注重历史语境和学术大视野，重新建构传统文章学体系，提升古代文章学研究的学术内涵和理论品格。

（作者：欧明俊，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