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辉：比较政治研究要应对数字化张力

比较政治研究无法脱离研究者身处的特定时代。伴随着当代政治社会生活深度卷入不可逆转的数字化潮流，比较政治研究从领域、方法到对象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要求研究者更敏锐地把握理论创新机遇，更积极地拓展经验分析视野，同时也更清醒地应对方法论上的内在张力。

从工具视角看，数字化为比较政治研究开辟了前景广阔的机会之窗。其一，突破基础信息的获取瓶颈，降低语言能力门槛，节约知识积累成本。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是区域国别的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特定对象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语言有相当高的掌握和应用水平，能够兼顾厚重的历史细节和敏感的当下事件，这在前数字时代往往构成了阻滞更多研究者积极投入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难题。时移世易，数字技术革命极大丰富了可供研究者进入使用的高水平跨语言学习工具箱，将研究者从皓首穷经的多语种文献爬梳中解放出来，使文本翻译、数据整理和信息校准变得更加便捷。从ChatGPT的问世到DeepSeek的涌现，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降低基础工作成本，拓宽研究对象视野，以及增强细节深描能力。其二，融合计算社会科学，重构数据生态，创新数据处理。同传统的结构化数据相比，数字时代提供了海量可采集即时数据，包括社交媒体数据、政务平台数据、公开被动数据，大大丰富了前数字时代所没有的信息体量、种类与替代水平。进一步而言，研究者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等大数据分析手段，突破了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大规模文本、跨国政策网络等复杂问题时的局限性。此外，借助在线问卷调查、数字田野实验和其他网络技术手段，研究者可以展开物理“不在场”而数字“在场”的田野研究，进而丰富一手数据资料，拓展研究设计视野。

从本体视角看，数字化对主流的空间比较范式提出了革新要求。传统比较政治研究面向的是空间化的经验对象世界，无论聚焦制度化的、集群性的政治组织，还是侧重不规则的、原子化的政治个体，都遵循经典政治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范式，以对人口和领土进行空间支配的主权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向外延伸为多元化的国际体系，向内则分化为参差的治理层级、制度组织与政治文化，由此确定比较分析的基线、维度和路径。然而，前数字时代的政治地理学所讲的空间主要是物质性空间，根据地理区位关系形成空间属性。其中，边界关乎身份特征，强调内外有别；尺度关乎关系层级，强调视野有差；领域关乎适用效力，强调范围有限。数字时代的空间比较则大为不同，虽依托于具体的技术软件和能源硬件的支持，但本质上是基于数据点和数据矩阵的非物质性空间，不受物理时空条件的限制，边界模糊而渗透性强，尺度灵活而敏感度高，领域多元而流动性大，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生活的特征维度，为政治组织和政治个体创造了不同以往的行动空间。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视。

数字化改变了政治生活的空间边界。数字时代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个体的行动不再被牢牢绑缚在有明确身份边界的科层化制度空间里，而是突破了面对面场景壁垒和排他性成员壁垒，以实时互动的在线行动重新定义了在场标准和参与资格，造就政治个体的政治参与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混合弹性，推动政治组织的政治动员转向可渗透、可跨界的生态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政治研究必须充分警觉传统类型学建构中的空间互斥假设在叠加了数字空间之后的失灵风险。其一，走出国家中心主义的比较偏好设定，直面主权国家内外所涌现出的跨边界、跨层级、混合化的新现象和新趋势，努力发展出具有理论密度和经验韧性的适应性解释，而不是静静等待国际关系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补上这一短板。其二，抓住数字政治的混合化本质，决定性的政治行动可能并不局限在国家主权边界之内，而在国家所置身其间的混合生态之中。即便国家的所作所为也会在数字化的空间格局中发生渗透、跨界和流动，而无论是超国家的数字霸权，还是开放性的数字政党，抑或看似原子化实则网络化的“数字人”个体，都无法按照旧标准来予以定位。

数字化改变了政治生活的空间尺度。数字时代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个体不再是分处不同规模层面的有限行动者，而是都能更为便利地在鸟瞰视角和显微视角之间进行切换。一方面，政治组织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技术支撑，围绕着数据生产、挖掘与分析，诉诸算法设计与算法应用，致力于精准地捕捉、回应和引领民意。另一方面，政治个体借助平台软件和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的个性化服务，有可能走出传统上因信息处理和决策评估成本高昂而难以摆脱的政治参与困境，进而从委托政治组织行使政治中介功能而陷入的全权代理依赖中解放出来。有鉴于此，比较政治研究应当重视传统的精英政治研究与大众行为研究割裂在数字时代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尤其是要致力于挖掘个体政治参与视角发生混合与切换的具体机制，以及政治组织的政治动员和政治个体的政治参与之间所发展出来的更加细微复杂的竞争与匹配关系。

数字化改变了政治生活的空间领域。数字时代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个体都突破了传统政治行动能力受制于行动场所的单一领域限度，有条件展开全天候、多线程的即时行动。对于政治个体而言，前数字时代的传统格局中，那些往往参与无门、影响无途但却怀有政治热忱的行动者，政治行动能力因数字行动空间的强兼容性而被激活，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数字公民”，诉诸在线行动，可以打破业余政治行动的时空成本瓶颈，避开职业政治行动的晋升阶梯压力，成为随时入局的斜杠青年志愿者，甚至是有变现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网红。对于政治组织而言，发现和激活这种强独立性的超级业余志愿者，培养与助推高影响力的流量网红，既有利于组织内部的精英结构重组迭代，更有助于组织在外部生存竞争中增强社会链接能力。当数字化不断催生跨领域行动者及其网络，比较政治研究亟待反思传统的在地化精英网络研究和同等级化政党组织研究的静态化结构偏好，努力研究平台化的网络空间如何孵化跨领域行动的新型精英，进而打破政治议题和政治行动者的单一领域定位，尤其是探索数字专家、社交网红、平台寡头等数字空间中占据优势的行动者对政治权力结构的混合冲击。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意识，比较政治研究在准确把握数字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之时，必须始终保持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总体而言，比较政治研究究竟如何切入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决不能简单地在工具论和本体论之间二选一。毕竟，无论是新兴研究领域的开拓，如平台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算法治理与算法竞争等，还是传统议题的迭代，如政党政治的数字化转型、社交媒体对大众参与的重塑、网络社会运动的跨国扩散机制等，都是技术驱动政治和技术嵌入政治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比较政治研究自觉努力去克服工具主义和本体主义两种路径的内在弊病，发展出一套更具解释力度和解释弹性的分析框架，而不是僵硬地执守相对静态的命名学概念，才能够兼顾国家、组织、社会等层面上的数字转型的要素趋同和表现差异，保持对趋势的敏感度和差异的包容度，避免因执着于类型划分而导致概念僵化和掉入经验盲区。

比较政治研究，需谨慎处理数字化命题和现代化假设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虽然现代化理论早已经在西方世界反复经历了批判检讨，但比较政治研究长期将西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分而论之，以至于在对后者所展开的政治人类学考察之中，千疮百孔的现代化假设如同被引进后发国家的淘汰生产线，理所当然地受到免检礼遇。然而，今天我们无需也绝不应当老调重弹，幼稚地认为数字革命和近现代以来的历次技术革命如出一辙。相反，数字化的本质恰恰在于超国界共享，不可能依旧既保持一种被西方垄断先发优势的地方进程，同时又是向非西方世界选择性扩散的普遍结果。而是打破东西对抗、超越南北鸿沟的全球平行叙事，基于共享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的混合开放生态。因此，比较政治研究应当自觉地在全球视野中展开着眼于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社会的跨国比较与跨政体比较。此外，将数字化命题从现代化假设中解放出来，还意味着要打破对穷国弱国的数字沙漠偏见。经济发展的“落后”并不必然与数字发展的“贫困”画等号，或者至少不能等同于数字生活的贫困。基于全球共享的平台化数字生活，正以各种超越经济不平等的方式，展开于并不富裕的“全球南方”国家。探求这一真实进程的发生机制，也是比较政治研究切入数字化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