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力推进“第二个结合”

新世纪以来，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将其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重要思想资源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与此同时，对于如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思想理论界着力深化的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目前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在学界尚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各有其理论背景和现实关切。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辨析，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促进作用。

一、从时代性和超越性的角度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价值理想和社会规范的，这种稳定性是超越了时代和国别的，因而具有超越性。人类文明之间之所以可以互鉴互通，就是因为不同文明所具有的超越性的价值之间具有可“公度性”。但这种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它是固定不变的，而总是带有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印记，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如果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生产力水平，这决定了人们在认识文化时，往往会以某个时代的阶段性特征来加以概括。比如，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些固定的看法：儒家文化是代表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思想体系，其价值观念及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社会结构，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因为缺乏理性化的精神和专业性的态度，难以有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分工合作。而儒家注重血缘伦理的社会态度，无法处理“陌生人的问题”以及建立公平的社会秩序，因此中国传统社会难以产生资本主义精神。

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思想上的“代沟”：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逐渐发展、成熟的思想体系，代表了人类社会最为先进的生产力；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孕育于几千年前中国社会，其核心的观点（如忠孝节义、纲常伦理等），所代表的是基于封建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形成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但它的核心观念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清末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强调说，纲常伦理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据。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即使重视传统文化，也主要是从保护历史文化遗迹、收藏古代的字画文献下手，让人们从这种遗迹和文物中去体会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演变，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但是，我们从中得到的这些文化观念，对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发展并没有多大价值。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强调，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要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立场，认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在今天已经不适合时代需要，故而应该对其进行批判，因此我们的问题意识应聚焦到批判性的继承，而不是融合。

我认为，这种思想认识存在着一些需要辨析的地方。首先，它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偏差。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体系，但它本身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影响，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对欧洲社会贫富分化、技术垄断等问题进行批判。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凝聚成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思想意识，并通过确立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方式，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如《矛盾论》《实践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形成的，不能用本本主义的方式去理解之。同样地，作为连续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自近代以来在迎接西方的挑战中也不断地实现着自我更新。也就是说，时代的挑战和对这些挑战的回应，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容；如果只是从马克思的“本本”出发去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就难以看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面貌。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只是从儒家的古代经典去肢解性地理解传统文化，也不能看到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的新面貌、新特点。因此，把我们时代所共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割裂为不同时代的思想意识，去人为地设置“结合”的藩篱，就会犯只见历史性、不见共时性的片面性错误，容易得出否定传统文化的结论；而将这种理论逻辑推到极端，也必然会将产生于 19 世纪的马克思学说理解为一种阶段性的思想，得出其难以应对今日世界之问题的结论。

由此可见，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存在着理论上的片面性，即只看到文化时代性的一面，而看不到文化的超越时代的一面。人类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后一个阶段抛弃和否定之前的文化创造，而是在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集大成者，是通过三个来源的综合创新而成就的。同样地，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今天的中国文化是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不断积累和发展而成的，即使在不同的时代有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和扬弃，但其本身就是文化发展的不同样态。因为任何的文化进步都不是线性的，而是曲折甚至是螺旋式实现的。

这个问题也涉及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近代以来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反思。近代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面临文明自我更化的需求，因此有一部分人采取了激烈地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我们不能将这种态度视为“金科玉律”，而是要辩证地看待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其实，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就开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提出“新启蒙运动”“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等口号，指出既要看到历史上儒家思想的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部分，同时更要看到孔子思想在塑造人格和凝聚人心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看法，最终成为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二、从“根脉”与“魂脉”的关系正确理解“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又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并特别强调“‘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根脉”与“魂脉”是一对有理论深度的概念，但有人却将它们视为两个互相分离的概念。的确，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基础和根源，它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得到接受和传播。比如，早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前，章太炎和刘师培就在日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班，而康有为则写成了《大同书》，刘师培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粗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由于历史和理论认知的局限，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用“大同”来“格义”“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也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但至少说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得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有文化的根基的，也说明这些根基中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思想传统中本来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得到了提升和系统化，并转变为改变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理论指南，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魂”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了“根”。这种“根脉”与“魂脉”的互动关系，凝聚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并具备了与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地域的马克思主义所不同的特色。

任何的思想或学说，若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就需要有理论解释力和面对现实矛盾的实践指向，所以一定是“根源”和“灵魂”的结合。如果说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前，我们还可以从“魂脉”意义上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从“根脉”意义上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当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逐渐形成，并成为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之后，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已经使“根脉”和“魂脉”得以融合创新，从而构成了一个圆融的有机体系。在这个时期，如果再从分离的视野来看待，那么就有可能使人们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割裂开来，从而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陷入体用分离的理论困境，难以树立真正的理论自信。所以，我们对于“根脉”和“魂脉”要树立合二为一的态度，而不是将其割裂或离析，这会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事实上存在的融合关系，并探索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干春松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