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经济学和当代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II）

今天在复旦大学会见老友，他是一位关心生物学，经济学，和国内外形势的物理学家。老友问了我一系列深刻的问题。我把我们对话的要点和大家分享。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下面的标题，都是老友提出的问题，回答是作者初步的思考，供读者参考。

（1）复杂经济学国际手册的出版背景。

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曾经建议一个“思想市场”。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思想市场，权力和资本介入不同学术流派的争论。圣塔菲研究所的阿瑟（Brian Arthur)之所以重新编造复杂经济学的历史，是为自己竞争下一轮诺贝尔奖造势。圣塔菲研究所请来的三位诺奖学者，都没有参与过复杂科学的研究。阿罗(K. Arrow) 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者，是和复杂科学的基础非均衡非线性理论直接冲突的。盖尔曼（M.Gell-Mann)是基本粒子标准模型的名家，是还原论在物理学成功的代表，但是没有研究过生命和经济的复杂系统。安德森（P. Anderson) 是凝聚态物理的大家，也没有研究过生物和经济问题。但是，圣塔菲研究所利用三位名家的地位，垄断了科学主流刊物和科学基金会的资源分配，所以统治复杂科学的舆论近三十年。这三位名人的去世，是异端经济学领军的出版社罗德里奇看到机遇，在征求各方大佬的推荐之后，选中我们三人编辑复杂经济学手册。我们花了6年时间，分析数以百计的文献，才得到完全不同于圣塔菲研究所宣称的历史和现状。二十世纪的科学是德国和欧洲物理学家而非美国物理学家主导的历史。没有普朗克慧眼识别天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美国的学术出版制度下不可能发表。我们四十年前的工作能开始出现在主流媒体，也是典型的普朗克定律：即新科学取代旧科学，只能等待老一辈科学家的死亡和新一代科学家的诞生。没有科学的远见和使命感，试图在科学探索中急功近利，是没有生命力的。

（2）复杂经济学和当代不同流派的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我们观察经济学有三个维度：新古典经济学只讲交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注重分配，熊彼特经济学强调竞争。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经济效率，完全忽视不平等分配的后果。马克思经济学强调分配公平，在实践上可能让平均主义压制了创新和发展。只有竞争的基础上，观察交易和分配，才能区分恶性竞争和良性竞争。熊彼特认为技术更新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是暴力革命，议会选举之外，第三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对理解列宁，毛泽东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思想，和邓小平混合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3） 复杂经济学能否用来分析当代的中美经济竞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

复杂经济学介绍的每个问题都要求跨学科的知识，要深入理解很不容易。问题是，花如此大的精力能解决当代问题吗？比如说，如何看待目前中美竞争的格局，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的前景？

马克思和熊彼特都有有大量历史的分析和哲学的思考，但是没有现代的数理模型。原因是马克思和熊彼特都受达尔文演化论的影响。但是生命演化本质是非线性非均衡的，只有复杂科学的方法可以建模。好的数理模型可以简明扼要地抓住主要矛盾，胜过千言万语。我举普利高津的生命起源和劳动分工研究模型和我的代谢增长模型为例，来说明复杂经济学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均衡模型有生命力。

普利高津研究生命起源，发现生命只能存在于开放系统，因为必须从外界持续输入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生命的动态结构才能维持。所以生命结构和晶体结构是不同的，是“耗散结构”。我们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理论是模仿古典物理学的哈密顿系统。问题是哈密顿系统要求能量守恒，这只对孤立系统和封闭系统成立。工业经济需要持续输入大量物质和能量，其条件是生态约束。典型的生态约束就是S形的逻辑斯蒂曲线。这就是生态经济学的起源。我1987年发表的劳动分工的模型，引起美国军方高度的重视，因为我把文化因素引入经济或军备竞赛模型。我描写文化为冒险的个人主义文化和避险的集体主义文化，竞争格局变为个人主义创新速度与集体主义学习速度的竞争。如果学习速度超过创新速度，集体主义就可能战胜个人主义。1980年代美国军方智库认为我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美国和苏联，日本的竞争。2014年国际熊彼特学会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双年会邀请我去做主题讲演，解释中国和东亚崛起的原因。我就把劳动分工模型改了一个名字，叫“代谢增长论”，核心思想是没有任何垄断产业可以持续。因为产业兴衰的动力来自技术和产业的新陈代谢。也没有任何资本可以不断积累和保值增值。因为投资夕阳产业的资本会成为沉没资本，新兴产业如果能打破夕阳产业的垄断，就会导致大国的兴衰。

以此观察中美的竞争，特朗普明确保护的是以石油天然气为基础的夕阳产业，反对新能源和绿色经济。拜登试图学习中国的产业政策，用政府补贴刺激新技术的投资，但在美国三权分立，联邦和州互相矛盾的体制下，力不从心。所以长远看，竞争新能源，绿色经济的前景，中国在共产党长期执政下的举国体制，在发展基础建设的长期投资上，是美国和欧洲难以迄今的。但是，新技术的发展需要时间和规模。所以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还要经受科技战，金融战，和热战的考验。历史是曲折的，但是，大势是可以预测的。

（4）如何理解目前国内经济调整的困难，是没有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吗？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贡献从经济决定政治，发展到邓小平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可以理解目前全世界面临的就业危机是新的技术革命造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劳力，资本，资源是经济发展的三个要素。但是在计算机和自动化出现以后，越来越多的简单劳动被机器取代，剩余劳力的出路给各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转型危机。新的生物学革命使习近平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可持续的“绿色经济”的基础，但是和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管理体制产生巨大的矛盾。这不是简单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政策的调整可以解决的。

（4a) 马克思强调资本的作用，只是工业革命早期，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资本是民间团体以股份制形式整合的民间储蓄。但是争夺市场份额和资源规模的殖民主义，以铁路网和海军的建设，就是以国家资本为主。典型的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是国有企业。美国科技的优势源于美国最大的国有企业是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他们用政府制定的高价购买私营军火公司如波音和雷神的军工产品，来承担波音公司研制轰炸机的研发费用。在军用技术过关之后，再低价甚至无价（如互联网）转让技术给私营的军火公司，让他们在民用飞机的市场上占有国际的垄断地位。相比之下，苏联把先进的军工技术保密，牺牲了民生工业的发展。中国东北的军工产业，政府的定价太低，把政府开支的相当部分拿去支持房地产，而非高科技产业，才使东北的航空公司不得不去生产民用汽车，西南的雷达公司不得不去生产电视机，有的军工企业被迫去搞房地产来补贴国防科研，才有改革开放初期，东北老工业军工基地的衰落。这不是什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矛盾问题，二是军工产品的政府定价问题。

（4b) 一次大战以后的国家竞争，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的竞争，而是国家资本的竞争。国家资本的来源是传统以实物储备为基础的商品货币，变为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国家信用的来源在国际金融战争和热战，胜利者得以大规模掠夺战败国的资产，或者取消欠战败国的债务，以转嫁国内的财政金融危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名义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质是伊拉克宣布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改为欧元结算。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乌克兰战争的经济目的同样是打击欧元。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金融领导，应当注意美国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游戏规则。中国人至今还相信实物资产可以保值增值，不理解技术的新陈代谢很快使上一代的高科技产品贬值，有关的投资也迅速消散，迫使股市的上市公司周期性地注销有关的资产，以新技术投资的增长来获得投资者的信心。中国人认为父债子还的老规矩，变成美国人只要能借新债还旧债，就不受以往债务的约束。中国的金融市场如果不理解美国金融市场运行的新常态，就难以理顺中国的股市。

（5）新技术革命时代的“美好生活”是什么？

西方生活方式反自然的生活方式，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应当回归黄帝内经提倡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政策上，就不是西方经济学鼓吹的拉动过度消费，炫耀消费，奢侈消费，而是鼓励健康投资，文化投资，生态投资。经济指标就不能追求高收入，而应当是鼓励低成本。这就要区分健康GDP，还是有害GDP。

经济学的原因很简单。在国际竞争中，出口商品受国际竞争的考验，人工成本高的出口产品没有国际竞争力，这是美国经济空心化的源头。但是国内服务业只受本国法律约束，没有国际竞争压力。所以，美国法律越是人为提高最低工资，或增加法治成本，美国的制造业就越无国际竞争力。中国的社会协作和健康生活方式，如能降低社会成本，就能保持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所以，科研，教育，养老从沿海大城市转向内地生态良好的农村和中小城市，鼓励企业创造职工福利的凝聚力，才能使目前中国的经济调整顺利进行。